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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神之乡话财神

2013/3/14 17:17:15 点击数: 【字体:

中国财神之乡话财神
 

    财神之乡——卫辉
  
    作为比干故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比干庙(墓)的所在地,卫辉具有财神文化的历史积淀和群众基础,获得“中国财神之乡”的称号可谓实至名归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中国的财神爷?有论者认为,赵公明与姚少司师徒俩是瘟神,直到《封神演义》成书的明代,作者许仲琳才把他们作为财神,关羽、比干 是忠义之臣,刘海蟾是道家方士,而只有范蠡是一位生财有道的大商家,所以真正的财神应该是范蠡。等等等等。可惜学界前贤鲜有论列,或者以为无稽之说“夫子 不足道”,或者以为尽人皆知而弗道。
  
    释“财神”
  
    对于货殖增富,中国人从来就有自己特殊的理解。从语义学角度说,西文商业(business)的词根是忙碌(busy),部分证实着他们商业观念的起源。而中文谓之“生意”,则取自《易经》“生生之谓易”。所以儒家经典如孔子编传的《周易》中,就有: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传》)
  
    或者《孟子》: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尽心·下》)
  
    素称“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尚且有这些说法,遑论佛、道两教多元神祗,随时随机可以增设神位,供人膜拜?财神所以不会在两河流域产生的一元神教,比如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出现,而偏偏会在中国应运而生,也就毫不奇怪了。
  
    其实中国人就从来就不缺乏对于“快速致富”的幻想。司马迁《货殖列传序》中早已明言“牟利冲动”的不可抗拒性质: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由于史无明载,上古至西汉商人有无财富信仰,以及信仰为何的问题,史籍向付阙如。其实三星堆一号墓中的铜树究竟代表何物,至今也没有搞清楚。但 是随着近年三峡地区大兴工程,陆续有挂着五铢钱的铜制“摇钱树”出土,唯缘文管部门懵懂无知,不知收藏,故大型完整者多被盗运到***。当然,此题研究尚在 起步探索阶段,未能骤定,但是联系《史记》、《汉书》中夸耀蜀商如卓文孙、邓通、巴清寡妇等“富可敌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摇钱树”就是两汉商人财富 崇拜的遗迹。
  
    但是凡是财富,总是要消耗的,谁也不能保证只赚不赔。唐代中期中国又一次面临商业社会,流行一种货币叫做“飞钱”,有点儿今天银行汇票的意思。 于是有人幻想:要是这钱能自己飞回来有多好啊!所以才有了《太平广记》中关于“青蚨”的描写。大意是说这种飞虫母子相依,母在子归,子在母归,如果把铜钱 涂上他们的血,无论母子都会自动飞回来。将母子之情与钱币的反复孳生联系一起,且能克服空间距离,以此可致交易之钱自动回归,颇具想象力,显然是当时产生 期票“飞钱”的神话版,现在看来,倒是颇合“生生之谓易”的本义。
  
    推想起来,“财神”人格化形象,其实是来自古印度的灵感。如印度今存的婆罗门德里贝拉庙,其主神为保护神,其妻为财富神,右方骑母虎的女神是力 量之神,左边供奉为湿婆是破坏之神。而同出于古印度的佛教为了夸饰西天极乐,每以连篇累牍之章句,形容财富之无限。比如《华严经》反复描摹“佛富贵”,不 过以琉璃、摩尼珠、璎珞、宝华诸物,张大其数,至百万千亿。更可笑者,复以此等物堆迭颠倒,如云:“五百宝器自然盈满,金器盛银,银器盛金;玻璃器中盛满 砗磲,砗磲器中盛满玻璃;码磟器中盛满珍珠,珍珠器中盛满码磟;火摩尼器中盛满水摩尼,水摩尼器中盛满火摩尼。”所以一旦说动佞佛之君主贵族,就会被要求 用大量金银珠宝供张佛堂,以表其诚,同时也表示对于佛教彼岸的向往。这个风习由来已久,而在唐代开始大盛起来的。
  
    文财神比干
  
    中唐以后由于唐廷将茶,瓷由贡品改为商品,以应付回纥、吐蕃等游牧民族的索需,并且开榷征税。又实行“两税制”以顺应人口大量流动的现实,中国 的社会形态开始出现引人注目的转型,这就是近年欧美日本学界盛行“唐宋社会转型论”的基本原因。宋代这个趋势有增无减,并形成了一整套“重商主义”的国策 和制度,尤以宋徽宗时代蔡京“绍述新法”,提倡“丰亨豫大”为甚,全民经商风气甚浓。此事涉及颇多,笔者另有专题论述,此不赘言。
  
    值得注意的是,已知中国人供奉财神的最早明确的记述就发生在这一当口。《东京梦华录》卷十二记载:
  
    “十二月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神、肫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
  
    其中“鹿马”一词,应为“禄祃”的谐音,“祃”是一种纸质神像,是供完以后焚烧的。此处所言“财神”为谁,实难稽考,但种种迹象表明,很有可能就是比干。或者换一种说法,比干可能是中国最早敬奉的人格化财神。
  
    对于比干最早的记载,出于西周初年的《尚书·泰誓》:
  
    “今商王受……□(斫)朝善之胫,剖贤人之心。”
  
    《史记》也记有比干的事:
  
    “纣愈淫乱不止……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殷本纪》)
  
    “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周本纪》》)
从宋朝起,民间艺人就开始把武王伐纣的故事编为平话演出,到元朝出版了《武王伐纣平话》即以史实为主,讲纣王宠妲己,荒淫无道,造炮烙之刑,设肉林 酒池。剜比干心等基本情节。明中叶之《封神演义》踵事增华,写比干原为商朝亚相,是纣王的叔父,为人忠耿正直。见纣王王荒淫失政,常常直言劝谏,不幸被纣 王挖心害死。姜尚(即姜子牙)奉元始天尊符命,封比干为文曲星君,掌人间禄祃财源、福德兴庆之事。也正是因其剜心而死,故谓“财帛无心,有德斯昌”,无偏 无向,办事公道。
  
    可以说,比干成为“财神”,反映了当时商人对于竞争秩序及环境公平、公正的强烈需求。考虑到宋、明两代官商一体的状况,比干的“财神”形象造型 为文官打扮,头戴宰相纱帽,五绺长须,脸庞清烁,面目严肃,尤其意味深长。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公正、公平的法律及竞争环境,是经商致富的“财神”现象予 后人长久普适的启示。
  
    据载,孔子适卫(即今淇县,卫辉一带),“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日:‘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在这里首先提出了“先富后教”的思想。既主张“民富”,又强调“富而教之”,即富裕不忘教化,不忘提升自己,造福于民,共同富裕,才能实现儒家理念中的 “大道之行”,“天下大同”。考虑到孔子时代忠贞刚直的历史人物的榜样,已经成为儒家“教化”的重要资源,所以礼敬比干,结合今天的现实看来,也同样具有 重要的意义。
  
    此外,比干所以能够成为后世财神,还有一层社会经济的重要原因不可不察。据传比干死后,周武王在今卫辉顿坊店乡为其封墓。北魏太和十八年魏孝文 帝在此因墓建庙。自唐朝以来历代英明皇帝加以封谥和维修。而汲县(卫辉古名)向来就是沟通黄河水系与海河水系的交叉点。汉魏以后用兵北方,特别重视水运。 于是沟通由汲县至邯邢之河流,成为隋唐宋各代的要务。在京杭大运河开凿以前,船只是从黄河北岸分别顺清、漳两河入滹沱河,再北入平虏、泉州二渠,再东循新 河抵达今滦河。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为发动辽东之役,收复辽东失地,又开凿北方永济渠,利用沁水入白沟、清河和曹操开凿的平虏渠,北至涿郡蓟城(今 北京)。《隋书·炀帝纪上》记载:
  
    “大业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治蓟城,今北京)。”
  
    前之学者论述及此,每每省略其间漕船经行的地域,实际上“南达于河”即疏浚今沁水下游,通于黄河;“北通涿郡”是自今河南武陟沁水东岸至汲县一 段用沁水支流,即今孟姜女河;自汲县至天津市一段,用清水下接淇水、屯氏河、清河,略同今卫河;自天津至涿郡故城一段,用沽水上接桑干水,即今武清以下的 白河与武清以上至北京市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涿郡附近一段不久即堙废。自今天津以南,唐後即转以清、淇二水为源,与沁水隔绝,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 决澶州商胡埽,形成“北流”,经今滏阳河和南运河之间,东北流至青州,汇入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故史书所载,常称卫辉“通都 大邑”之美誉,如《宋史·地理志》言汲县“南滨大河,西压上党”,《文献通考》称为“左右山河,古称重镇。”《元一统志》说“峰麓奇峻,地当冲要,泉甘水 温。”明《续卫辉府志》辄云:“东接齐鲁,西控三晋;南襟汴洛,北拱京畿。众水汇流,环带城隅;群山列屏,通道八省。两河之要地,中土之名区。”
  
    我揣想,也许正是由于汲县地处历史上长期处于南北漕运的大要冲,南来北往的客商在顺便致敬比干之庙时,也以其人格之刚直义烈,作为一种公正不阿 的精神象征,顶礼膜拜,而后才演变为后世财神之一的。只不过自从元代京杭运河通航,汲县的中心地位随之边缘化以后,这段历史记忆就逐渐褪色了。
  
    正财神、偏财神
  
    中国民间一向以多神信仰著称,财神亦不例外。故后世关于财神又传出种种说法,大致分类,可以归纳为公平性、功能性与道德性三类,涵盖了商家致富的几种共同需求。
  
    后世常与比干搭档出现的正财神是赵公明。有人称为“武财神”闽台一带传说有“赵公明无眼”的说法,正与比干“无心”恰成对偶。西方也有类似意 象,如英联邦法院的标徽就是蒙着眼的公正女神。为什么蒙眼?睁眼看见打官司的,难免有大叔子二姨夫,在重视血缘宗亲关系的中国伦理中,判决很难做到“一碗 水端平”。不过论其年代,赵公明却要较比干晚得多。元明间《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曾言他是为张天师部下雷部神祗之一:
  
    “终南山人也。自秦时避世山中,精修至道。功成钦奉玉帝旨召为神霄副帅”,“昔汉祖天师修炼仙丹,龙神奏帝请威猛神吏为之守护,由是元帅上奉玉 旨,授正一玄坛元帅”。“至如讼冤伸抑,公能使之解释公平;买卖求财,公能使之宜利和合。但有公平之事,可以对神祷,无不如意。”

    但在晋代《搜神记》中,赵公明为专取人性命的冥神之一。陶弘景《真诰》则记述他为致人疾病的瘟神。可见正一派中他的形象发生了“大逆转”。而金 元间兴起的全真教则以他为四位护法元帅之一。其中赵公明为“都掌金轮如意赵元帅”,亦称“赵公元帅”。武当山宫观至今仍保存着明代御制的铜铸饰金赵元帅站 像及敕建财神庙(黑虎庙),专奉赵公明神像。明代神话小说《北游记》就是叙述马、赵、温、关四元帅归顺真武大帝的故事的。推想他成为“财神”的年代,应当 在于元代商业浪潮汹涌澎湃之时。
“主财神”关公
  
    关公无疑是中国最重要的财神。但他在财神系列中究竟扮演什么脚色,居于什么位置,似乎还是人言言殊,莫衷一是。比较通行的说法,是认为他与赵公 明一样,属于“武财神”。这大概是出于《三国志演义》中关羽为武将形象影响所致。至于何以被视为财神,民国初年《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中说:
  
    “关公被人视为武神、财神及保护商贾之神。人遇有争执时,求彼之明见决断。旱时人们又向彼求雨,又可求病人药方,被人视为驱逐恶鬼凶神之最有力者。”
  
    也有认为“关羽一生忠义勇武,不为金钱折腰,由此被世人附会成具有司命禄、估科举、治病除灾、驱邪避恶等“全能”法力。人们之所以奉关公为财神,大概是因为关羽不为金银财宝所动,世人尤其是商贾们都敬佩关公的忠诚和信义,希望关公做他们发财致富的守护神。”
  
    以上说法都有道理,不过都是大而化之,未能深究缘由根本。鉴于当今海内外华人商家供奉关公者甚众,故有必要缕述始末根由,并对中国人格化财神的历史略作归纳。
  
    中国的人格化财神其实来源于佛教,这就是唐代开元年间由不空引入的印度佛教护法神毗沙门天王(vais"rābvana),原名俱毗罗 (kubera),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北方守护兼财富保护神。在《增一阿含经·四天王品》、《大集经》、《金光明经》、《愚贤经》等都有他护持佛法的记载。 但有关传说自唐代特盛,洛阳龙门石窟、敦煌壁画、四川大足石刻中都有他的塑像或者绘像,敦煌壁画还常描绘他渡海时眷属随从抛撒金银财宝的场面。毗沙门从唐 末改为“北方天王”,宋后更降格为佛寺四大天王之持伞的“北方多闻天王”,三子哪吒则继续随同其父,成为道教“托塔李天王”的三太子。宋代关公开始承袭毗 沙门战神功能,金、宋、元、明、清历朝无不如是,也顺势承袭毗沙门财富保护神的地位,也应当为后世佛教所承认。今之名刹诸如北京雍和宫,红螺寺藏、汉寺庙 财神殿独供关公,实即缘此。
  
    关公成为财神还有道教因素,后世关公形象所以会是“面如重枣”,实缘于他是“火德真君下凡”的传说。道教之《太上洞真五星秘授经》曾以南方火德 真君为“主长养万物,烛幽洞微。如世人运气逢遇,多有灾厄疾病之尤,宜弘善以迎之。”其中“长养万物,烛幽洞微,运气逢遇”都是商家所谓“生意”(即 《易》“生生之谓易”之意,或《大学》谓“生财有大道”)所必须条件。故“火神”或者“火德真君”亦被纳入财神之列。旧时专门设立有一种财神组合,为“关 公、财神、火神”,而以隐然身兼财神、火神的关羽居中,就是为此而设。
  
    关公成为财神的第三个要素来自儒家。理学史观先以“《春秋》大义”肯定了刘蜀及关羽北伐“威震华夏”的声势,中明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再一轮社会转 型,“儒商合流”为晋、徽两帮奉为圭臬,尤其是晋商汲取儒家“世守其业”的理念,作为“乡人”的关公自然成为他们“以义取利,诚信天下”最佳形象代言人, 并随着他们筚路褴缕,周行天下的足迹,渐次延伸到城镇乡村,山林边陲。他们的这种切实努力,而后为儒臣儒生所接受或默认,也最终奠定了关公作为“主财神” 的正统地位。清代有一种相当普及的财神组合,关公独立在上一层,下一层为一位或数位财神,叫做“上关下财”,也许正说明关公与其他财神间不平等的关系,或 者寓有商业理念中也应该“道德至上”的涵义。
  
    民间年画中有把关公与比干并列,或上关下比,印在一张纸马上,作为招财纳吉的喜庆图像,在过年时悬挂在中堂之上的。20世纪初,俄国汉学家 B.M.阿列克谢耶夫曾经在中国搜集了大量年画,其中有几幅财神年画,他还写过论财神的论文(《财神的年画、信仰及财宝的象征》见《中国民间年画》,莫斯 科科学出版社1966年俄文版)。据他说,他所收集的都是清末民初的民间年画。在中国南方,把关公作为财神信奉的观念比较普遍。他曾问过信仰财神爷的中国 人,年画上画的是什么人?回答说:财神。再问:财神是谁?答:当然是关公,还能是谁!
  
    B.M.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于清末搜集的现藏于彼得堡宗教历史博物馆的一幅双财神《文武财神》的年画(李福清《比干》,见《世界各民族的神话》, 苏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俄文版),便是上关下比。年画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武财神关公,身穿战袍,端坐在画面上方正中,左右为关平和周仓,戎装打 扮,手持武器,威风凛凛,武财神脚下祥云围绕,颇有神仙风范。年画的下部是文财神比干,头戴相纱,身穿大红蟒袍,手抱如意,神态慈祥端庄,一派正义凛然的 样子。比干的左右,想是福神天官(或利市天官)和招财童子,后者双手捧着盛财宝的托盘。年画的正下方是聚宝盆,年画色彩鲜艳,线条清晰,给人以深刻印象。

    此外,中国民间还有准财神范蠡、刘海蟾,偏财神“都天至富财帛星君”、“五路神”、“五通神”、“利市仙官”、“招财童子”、“和合财神”、“五显灵顺王”等,限于篇幅,略去不谈。(原标题:中国财神之乡话财神)


责任编辑:C005文章来源:商都网 原文时间:201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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